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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6月6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共同主办的“守护与重光”展览在北京开幕。展览分为“遗产之殇”“联盟的诞生和使命”“遗产守护”“遗产与人”“遗产之美”5个部分，通过大量第一手珍贵影像资料和参与者的口述，全景呈现世界濒危文化遗产现状和“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成立至今开展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展示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图为观众在体验“沉浸式文化遗产之旅”。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在“守护与重光”展上，观众观看修复文物时使用的工具。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据媒体3月10日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表声明说，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联合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多处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遗址受到影响、遭到破坏，其中包括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伊朗古莱斯坦宫（又称“玫瑰宫”）、以色列特拉维夫白城、黎巴嫩提尔。

　　另据媒体3月14日的报道，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业部表示，该国至少有56处历史文化遗产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中遭到严重破坏。其中，德黑兰省受损文化遗产数量最多，共19处遗址受损。

　　随着中东地区暴力局势升级，这些正面临威胁的文明瑰宝牵动着全球目光。就如何保护文化遗产，本报记者采访了文保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詹长法。他表示，守护文化遗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记者：作为人类文明的璀璨结晶，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它们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文化遗存，更是全人类的文明瑰宝。近期关于文化遗产因地区武装冲突遭受破坏的消息时时见诸媒体，这给我们带来哪些警示？

　　詹长法：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损毁意味着历史叙事断裂、文化情感遗失，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伤害。关于冲突局势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国际社会制定了多项国际公约，比如1954年通过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些都应得到有效遵守执行。此外，国际社会需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冲突预警与危机应对的核心议程。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不仅在于继承过去，还在于推动人类文明赓续。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军事打击行动中，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莱斯坦宫遭受严重损毁，最具代表性的镜厅天花板碎裂，窗框与玻璃门震为碎片，令人痛心。古莱斯坦宫的遭遇并非个案，近年因地区冲突对文化遗产造成的威胁日益严峻，提前构建防护体系非常重要。

　　詹长法：预防性保护是有效途径，也是武装冲突中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部分。它强调前置保护，包括冲突前的风险防控、资源储备与能力建设以及冲突初期的快速响应和止损。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开展常态化风险排查与预案制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当地部门，评估高风险地区遗产的各类风险，制定应急预案，明确保护主体和措施。

　　其次，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存档。利用3D扫描、数字建模等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高精度数字记录，建立全球数字档案库，确保信息永久保存。

　　第三，加强当地文物保护人员专业能力建设。通过国际平台开展培训，涵盖紧急转移、修复和数字技术等内容，并组建当地应急保护队伍。

　　最后，建立国际快速动员机制。比如建立专家响应机制等，以确保冲突时快速支援。

　　记者：评估文化遗产遭受的损害对其未来的修复或者重建至关重要，评估应从哪些方面展开？

　　詹长法：针对文化遗产遭受的损害，需从多维度展开评估，包括物理损毁程度、价值完整性以及社会文化影响等。物理损毁需区分不同等级，明确文物本体及环境的受损情况；价值完整性评估包括遗产的历史、艺术等核心价值及其在文明脉络中的关联性；社会文化影响评估则需考量文化遗产被损害对社区认同等的冲击。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通过卫星影像、专家实地评估、数字化存档等技术手段对受损文化遗产进行系统记录。例如，在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通过卫星影像对比、无人机测绘与实地评估，系统记录了贝尔神庙的结构变化与雕刻损失，并评估了其对丝绸之路整体价值完整性的影响，为未来修复提供了关键依据。

　　记者：您提到数字化存档，就保护地区冲突背景下的文化遗产，数字技术有哪些作用？

　　詹长法：作为一个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从业者，我曾亲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实践中，我发现在记录、采集历史信息方面，三维数据和传统测绘数据差别很大。我们现在传承的是物理本体，但通过数据传承，可以深化传承的意义。若文化遗产不幸遭到严重破坏，如果有真实的科学数据留存，这些遗产，尤其是数字遗产，还能够长久留存。

　　同时，数字化本身也是重要的保护工具，高精度扫描、三维建模、多模态档案等手段，可以为预防性保护、病害监测和灾后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有成功案例。2019年，巴黎圣母院因火灾严重损毁屋顶等，但此前的数字建模为结构重建与历史形态恢复提供了关键依据；而“威尼斯时光机”项目，通过自动化扫描、手写文字识别等技术，将中世纪历史人物与其生活创作的楼宇关联，使古籍文献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尤其对因地区冲突面临威胁的文化遗产来说，数字化可以为其建立“数字备份”。比如，“叙利亚遗产档案”项目通过大规模数字化记录为阿勒颇古城等重要遗址创建了详细的3D模型与数据库。

　　记者：作为文化遗产大国，中国一直以实际行动守护全人类文化遗产，有哪些具体实践与贡献？

　　詹长法：中国积极担当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责任，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6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2017年，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积极参与联盟工作并持续发挥重要作用；2023年，中国推动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并设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

　　与此并行，中国通过项目援助、经验共享等方式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力量也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中国援助了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尼泊尔文物建筑群震后修复等项目。在柬埔寨吴哥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持修复周萨神庙、茶胶寺等，形成了吴哥窟保护的中国范例。中国还积极参与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讨论，通过《西安宣言》等文件进一步推动了对文物古迹“完整性”保护的理解。通过分享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和案例，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影响力。

　　此外，中国还推进中外联合考古与研究，与埃及、肯尼亚等国开展合作考古，应用数字技术助力遗产保护；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共同打击非法贩运文物的行为。这些都为助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中国贡献。（本报记者 赵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