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遗址保护助推西安高质量城市更新
2026-06-26 00:41:51
作为千年古都，西安拥有3100余年的建城史和1100余年的建都史，荟萃了众多文化遗产，其中不同时期的城址、宫殿、陵寝等大型考古遗址更是星罗棋布，使得西安成为古今重叠型历史文化名城的典型。从周丰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到隋唐长安城，480多平方公里主城区范围内，大遗址区域占地200余平方公里。
近年来，西安对文化遗产保护日益重视，大遗址保护利用之于城市发展的作用愈发凸显。遗址展示及博物馆建设，在繁荣城市文化旅游的同时，也为更多青少年提供了研学基地和教育场所。遗址公园营建所提供的大片绿地和公共空间，在为城市带来景观效益和生态价值的同时，更为广大市民营造了康体之所和品质空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开园，实现了遗址展示利用和“道北”棚户区改造的并举，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成为我国大遗址保护综合管理的有益尝试。目前，西安城市发展已进入存量更新时代，大遗址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联愈发紧密，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西安的大遗址保护利用还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大遗址范围广、面积大，其对西安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空间营建所能产生的生态效应和环境功能还未充分显现。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保护总面积达65平方公里，但已建成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园仅6.11平方公里，遗址区其他大部分区域仍被村庄、农田、仓储用地和闲置土地所占压。整体而言，西安的大遗址未能充分发挥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价值和空间效益，遗址区内多数土地长期处于低效利用的状态。
其次，遗址区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作用还需提升，已有遗址公园和文化展示空间对周边社区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周丰镐、汉长安城、汉杜陵等遗址区内居民的生产生活长期以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遗址保护的束缚：房屋建设和设施更新受限，环境整治和产业发展滞后，不论是遗址文化生态保护还是遗址开发利用，对遗址区居民的就业提升和生计改善均未形成良好的促进作用。
再次，大遗址利用对城市更新和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十分有限，遗址区公园所能创造的经济效益有待提升。目前，西安文旅收入高度集中于兵马俑、大雁塔、西安城墙等头部IP，大量都城遗址和帝王陵寝因观赏性较弱而未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展示。现有几处遗址公园的展示方式单一，多以原状展示、基址展示等静态方式为主，未能将考古成果及其相关文化信息有效转化为公众文旅体验和文化消费。在遗址公园的景观效应和社会效益日渐显现的同时，其文化挖掘和价值创新还有待提升。既有的遗址文化活动不仅数量较少，活动内容和遗址的关联性也十分有限。而一些与遗址相关的产业营销和事件策划，同样因为文化性和地方性的缺失而沦为与一般非遗址类景区同质的低水平旅游产品。
面对以上挑战，如何让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成为西安高质量城市更新的助推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应进一步发挥大遗址对西安整体空间结构优化的助推作用，将大遗址作为西安城市发展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充分发挥其开敞空间对城市蔓延的缓冲作用。相比于一般历史文化城市，西安大遗址分布广泛且序列性强，周、秦、汉、唐等不同时期遗址共同构成了城市内部罕见的大尺度开敞空间。这些遗址所保留的大面积绿地、农田、水系及低强度建设空间，不仅是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也在客观上承担着生态涵养、廊道通风、热岛缓解和景观调节等多元功能。当前，西安城市空间正处于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大遗址不应仅被视为城市建设控制区，更应作为城市绿色空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土空间的规划统筹。具体而言，在空间结构优化上，可重点推进西南周丰镐、西北汉长安城、东南曲江池、汉杜陵这类大遗址片区的系统性建设，强化其作为城市外围生态屏障与生态安全格局组成部分的功能；同时依托唐城墙遗址公园等线性空间，结合兴庆宫、大明宫等点位的公园化利用，构建贯通中心城区的连续性生态与公共空间体系，进而逐步构建以大遗址为基底、串联城市主要生态与文化点位的绿色开放空间网络。
其次，应借助遗址保护利用赋能社区发展与民生改善。一方面，进一步推动遗址考古工作进程，及时确定遗址区内的文物信息，并据此确定差别化的保护管理政策和展示措施。在此基础上，需探索居民生产生活和遗址利用的相容使用方式，通过弹性保护、动态展示、临时性景观等方法，探索遗址环境友好型产业，将遗址区保护与非正规空间治理结合，将遗址景区建设和遗址区的基础设施更新结合。此外，还可着力推进遗址区的文化旅游和观光农业发展，在为广大市民提供休闲与研学之所的同时，为遗址区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发挥遗址公园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作用，利用遗址公园空间足、环境优的空间禀赋，创造更多项目和场景，大力拓展“未央宫跑团”“汉城湖成人礼”这类事件性社会活动，进而在满足遗址区周边居民休闲康体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满足其情感需求，让大遗址充分融入民众生活，切实为“人民城市”和“品质空间”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遗址保护利用应充分吸收“层积性、关联性”等前沿性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把遗址的“前世今生和空间系统”串联起来，创造更真实、更亲切、更具生命力的文旅项目。例如，曲江池遗址除在盛唐时期之外，秦、汉、隋等不同时期均作为皇家苑囿。因而，南湖周边景观营造和雕塑创意完全可在现有唐文化展示的基础上，对其他朝代的文化进行复原，以进一步增强曲江池遗址公园景观的历史性和多样性。又如，当大家在讨论西安的“北跨”发展及西咸一体化等问题时，也不妨从2000多年前秦汉时期分布在渭河两岸的都邑体系和聚落格局中探寻思路。此外，在遗址利用过程中，可适时将史料、文物和博物馆中所藏匿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信息转译到文化旅游项目的策划中。例如，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园春节期间“汉宫年”所策划的一些秧歌、舞蹈以及汉城湖封禅广场定期举办的一些礼仪展示，完全可以从汉代壁画或汉画像石中的百戏场景与礼仪活动中寻找“原型”，这样能在有效提升西安遗址文化旅游品质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古城遗址类旅游产品的类型。
作为周秦汉唐时期中华文化的代表，西安在历史的辉煌中一路走来，在新时代城市更新进程中，遗址之于西安，是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引擎。让大遗址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在传承中融入城市，更是当代西安城市“精明增长”和智慧治理的关键。（作者系长安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