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遗产保护:守望心中那块净土
2026-01-25 17:41:19

中国浩瀚的文化遗产既包括华美的皇家建筑,也包括全国大量村镇中的民间文化遗存。对于前者的保护各界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而对于后者,由于缺乏了解、资金不足而被拖延维护,或是为了经济的一时发展从未列入工作重心。因此,这些散落于社区和草根阶层生活中的文化遗产迫切需要受到重视。
前不久,在前往参加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组织的“与北京老城对话”活动之前,不经意间听到的一番话让何戍中的心情一下子复杂起来。
“老城就像一个安详的老人,一直宽容地注视着我们这群浮躁的孩子。而我们却没有给予她应有的尊重,大肆改建,已经使其面目全非了。”一提起北京老城,何戍中的语气充满了惋惜。
作为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何戍中关注的不仅仅是北京老城这一块内容。他一直在动员公众进入文化遗产保护最核心的位置,并积极推动各种相关社团组织能够得到民政部门的承认,为文化遗产保护贡献更大的力量。
作为CHP的发起人,何戍中也一直奋战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线,到基层去落实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政府部门有强制性手段,但发动社区居民,让他们认识到保护自己身边的文化遗产是可行的也很重要。这就需要NGO组织来发挥作用。”何戍中说。
注册于2003年的CHP,前身是何戍中于1998年发起创立的一个名为“文化遗产守望者”的志愿者组织。
尽管名字中有“北京”两个字,但CHP的足迹早已遍布全国。云南、新疆、四川、贵州许多少数民族村寨中,都曾留下何戍中的身影。
2005年,CHP在云南启动傣族传统文化复兴项目,旨在帮助当地村民记录自己的传统,恢复少数民族自尊心。
2009年,在贵州启动“从江档案”项目,旨在以提高文化敏感的方式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何戍中介绍,CHP关注的文化遗产一般是当地比较有特点、有特性、有价值的一些文化、建筑。这些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是能够使当地居民感到自豪,增强他们的凝聚力。
“有理解后才可能有尊敬,有尊敬后才谈到责任。虽然社会在进步、意识在提高,但许多人对文化遗产的理解还不够。j9股份有限公司知道的太少,就谈不上尊敬。”何戍中说。
“文化遗产消亡很快,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明显。特别是有些地区,时间过一年,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所以这些地方我们会尽可能给予更多关注。”何戍中说。
“老城区、老街区的居民一般居住较为密集,同时居住时间很长,与当地文化遗产融合程度高,对社会影响也较深,值得引起重视。”
何戍中表示:“我们关注的目标里,人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会考察我们的工作能够动员的人群范围以及对他们的帮助。反过来,也会考量人群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有多大。”
2010年12月,“钟鼓楼北京时间文化城”项目正式宣告终止的消息,终于让CHP松了一口气,也让当地居民暂时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
一直以来,北京以其深厚的皇城文化而自豪于世。但在激进的发展中,北京近年来也开始走入大拆大建、拆胡同盖高楼的发展模式。北京老城前景令人担忧。
2010年3月,在北京市原东城区两会上,该区负责人介绍,东城区将斥资50亿元,依托钟鼓楼及周边历史风貌区构建传统计时报时文化景观区域“钟鼓楼北京时间文化城”。
这个项目以钟鼓楼为核心,包括旧鼓楼大街以东、豆腐池胡同和张旺胡同以南、草厂胡同以西、鼓楼东西大街以北以及鼓楼东南角的三角地块等区域,共占地12.5公顷。
消息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专家学者以及当地老百姓都表示,这个项目会对钟鼓楼原有老城面貌形成巨大破坏,文化损失不可估量。
得到消息后,CHP迅速组织召开一场有关该计划的公众研讨会,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被迫取消。
随后,CHP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了钟鼓楼街区的明天更美好”的主题文章。
文章中指出,钟鼓楼街区具有很高的文化遗产价值。它是闻名于世的北京老城的组成部分,是闻名于世的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组成部分。胡同、四合院、钟楼、鼓楼、老北京居民、传统生活方式,共生共荣。
许多居民、学者、官员认为,钟鼓楼街区是硕果仅存的北京老城平民文化传统的代表。通过环境整治、保护和培育,钟鼓楼街区将是全北京最有价值的地块之一。
“我家就住在鼓楼东大街上,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小时候很喜欢,现在很厌恶。从前,每逢夏天,喜欢坐在街边的大树下乘凉,或者和小伙伴跳皮筋。现在再看看,晚上我很少出门,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在这种嘈杂、令人烦躁的生活环境,过去的美好回忆已经不复存在了。原来保护了半天的鼓楼街区,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面貌啊。”
美好的钟鼓楼街区,应当是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文化遗产地有尊严,居民生活有尊严,三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为此,CHP提出了一个“钟鼓楼街区保育发展项目”,呼吁政府将资金投入到整治环境、修缮危房、逐步改善居民基本生活设施上来,把注意力转移到支持由当地居民自主开展的与钟鼓楼街区的文化遗产息息相关的街区文化创意产业上。
何戍中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体系应该是政府、企业、NGO三足鼎立,共同支撑社会的有序发展。
但在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所做的工作占了99%。企业缺位、NGO作用弱是一个突出问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周建明则指出,文化遗产类型多样,政府应该承担社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功能要求,并组织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到保护中去。其中,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
周建明强调,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最突出的不足,是相关管理的条框分割过于复杂。如对于同一块区域,文物部门会将其划为重点保护的历史街区,地方规划部门则可能将其设置为旧城改造区域,旅游部门更可能将其定位为旅游开发区。管理部门职能交叉是制约保护效果的重要因素。
而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源,是由于在当前发展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发展意识很难实现统一。
周建明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应由统一的部门来管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时,要建立良好的配套体系,形成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动力机制。
“在资金投入、保护对象甄别上,地方政府部门必须形成合力。而要实现这个合力,就需要在地方政府相关的考核和监督机制中把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其中。”周建明说。
他进一步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方式多种多样。对许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价值不在于经济价值,而是更加看重其社会价值,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此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其他力量很难介入,只能由政府承担。不将其列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难以保证保护效果。
“我们现在所处阶段实际上已面临很大危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切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从认识上、j9股份有限公司模式机制上、法律法规上、体制机制上进行很好的整合,形成保护体系。”周建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