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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丘博物馆里，17年前记者在考古现场见到的出土于大运河通济渠故道的宋代陶狗，通过全息投影“活”了过来，耳朵上的蝴蝶结依旧鲜艳如初。这件从千年前汴河“跑”进现代展厅的“萌宠”，鲜活地连接起大运河通济渠（唐宋以后普遍称汴河或汴水）商丘段从湮没到重生的千年历程。

　　2025年11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遗产点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商丘南关段遗址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条滋养了商丘千年文明的生命之河，其遗址的开放标志着商丘古城、商丘博物馆与大运河遗产点形成了全新的文旅联动格局。，赞33

　　这条历史悠久的古河道，与睢阳城的得名密切相关。古时“山南水北为阳”，睢阳城正是因坐落于睢水之北而得名。在更早的宋国时期，“八水过宋”的水系格局中，睢水便是其中之一，滋养着这片土地的早期文明。睢水的文化影响深远，至今仍烙印在地名中：睢县、睢宁、濉溪等地名皆源于此，形成一个独特的睢水文化圈。

　　作为“睢水遗珍、芒砀古国”，被列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永城王庄遗址，为理解睢水流域的早期文明提供了关键物证。这处距今5000多年的遗址揭示了从大汶口文化到仰韶、屈家岭、良渚、凌家滩、红山等文化因素，实证了中原早期文明从“多元”向“一体”演进的进程，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节点。王庄遗址，更因其与古睢水密不可分的地理文化关联，成为后世大运河文化带不可或缺的历史源头之一。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开封至商丘（古称宋州）段，大体沿用了古睢水的河道走向。605年，隋炀帝在原有自然水系基础上，大规模开凿连通，形成了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这一水利工程体现了对自然地理的深刻理解与巧妙利用，使商丘从区域性中心城市一跃成为国家漕运体系的关键枢纽。

　　从天然河道的睢水到人工运河的通济渠，水脉的延续与功能升级，奠定了商丘在隋唐至北宋时期持续500多年繁荣的地理基础。

　　出土于大运河通济渠商丘南关段遗址的宋代陶狗，现藏于商丘博物馆。记者 白鹏 摄

　　“红眼绿鼻嘚，四个毛蹄嘚；走路啪啪响，要吃毛孩嘚。”这首在商丘一带流传千年的古老童谣，相传与隋代负责运河工程的将军麻叔谋有关。民间多称其为“老马虎”，其形象深深烙印在一代代商丘人的童年记忆里。

　　与童谣相呼应，“隋唐运河船夫号，六里饭棚开饭铃”的民谚则描绘了另一番生动图景。在夏邑县会亭镇，古有“六里饭棚”，即距离官方驿站“会亭驿”六里地的饭食供应点。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张雪峰自建会亭博物馆，不仅使会亭的运河记忆得以实体化保存，更以丰富的馆藏实现了“一馆阅尽一万年”和“一馆阅尽大运河”。该馆收藏了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骨器，到唐宋时期大运河遗址沿岸出土的大量瓷器等珍贵文物，形成了连接远古文明与大运河时代的一条完整实物证据链。

　　隋炀帝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商丘位于通济渠的关键拐弯处。这条在商丘境内绵延约200公里的水道，迅速成为交通大动脉。运河沿线，驿站、码头、集镇应运而生，今虞城县境内的芒种桥、武津关、谷熟、石榴堌（今站集）等古今地名，都是运河交通与商贸活动的历史印记。“隋堤烟柳”作为曾经的运河两岸标志性景观，同时列入夏邑、永城等地的古八景之中。

　　然而，南宋以降，随着政治中心南移与黄河泛滥加剧，商丘境内大运河通济渠年久失修，逐渐淤塞湮没。据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嘉靖年间尚可通航，此后便沦为平陆。大运河的湮没与中原经济衰落同步，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见证。

　　大运河的辉煌并未永远沉睡。21世纪初，配合国家大运河申遗工作，商丘段考古正式启动，尘封千年的繁华景象逐步重见天日。

　　2008年底至2009年初，考古人员对通济渠商丘南关段遗址进行试探性发掘。2009年1月9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出土文物中包括姿态生动的陶狗、北宋“熙宁元宝”铜钱、颜色依然鲜艳的骨制骰子。此外还有大量唐宋时期的砖瓦陶瓷残片。这些来自多个著名窑口的瓷器碎片，是当时商贸往来繁盛的重要物证，与会亭博物馆等民间收藏的运河遗物相互印证。

　　随着申遗进程推进，2011年开始了正式发掘。首次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在距地表13米至16米深处发现了砖面台阶及丰富的隋唐至北宋文化遗存。2012年的扩大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现了城市“河市”区河岸，这是中国大运河考古首次发现城市河岸，其店铺林立、舟楫往来的场景可与《清明上河图》互为印证，生动再现了依附码头形成的繁华河市区。

　　2024年5月，记者随“行走河南·读懂中国”采访活动，探访了位于夏邑县济阳镇刘铺村的通济渠商丘夏邑段文化遗产展示馆。

　　这段全长27公里的遗址，在济阳镇西街保留了唯一一段有水面的故道，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郑州以东仅存的水体遗迹。展示馆内，密集的车轮印痕、行人脚印与动物蹄印清晰可见。南河堤面宽达25米，堤外官道宽16米。

　　遗址展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水利工程技术。河堤上发现的密集木桩遗迹，经水利专家考证是“木龙锁水”设施——通过有规律地设置木桩以收束河道、加快流速、带走泥沙，从而科学解决宽河道易淤积的工程难题。

　　2013年3月5日，“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与第六批国保单位“京杭大运河”合并，名称统一为“大运河”。这标志着对其价值的认识从区域性、段线性提升到了国家整体性保护的层面。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通济渠商丘南关段、通济渠商丘夏邑段，以“运河水工遗存（河道）”类型列入其中，成为中国第46项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也使商丘拥有了首个世界文化遗产。

　　申遗成功后，大运河的保护与利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19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审议通过，大运河——这条“最中国”的奇迹工程，正式纳入国家文化公园体系。

　　为有效保护脆弱的土遗址本体，工程采用了保护性回填与1比1模拟展示相结合的方式。睢阳区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介绍，此举既避免了本体因暴露而产生的病害，也为未来的考古研究与展示技术升级预留了空间。遗址园区内，精心设计的展板系统介绍了运河历史与发掘成果；一路之隔的商丘博物馆则对出土文物进行了集中陈列展示，并运用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由此，大运河遗址与商丘博物馆、商丘古城，共同构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文旅新格局。商丘日报融媒体记者 白 鹏

　　通济渠商丘南关段、商丘夏邑段两处遗产点在2014年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商丘没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

　　2008年至201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地方文物部门配合下对大运河商丘南关段、商丘夏邑段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隋唐时期的运河河堤、河道、建筑基址等遗迹遗物，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翔实材料。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漕运”）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通济渠段是其中重要的一段。唐代安史之乱，张巡许远坚守睢阳城，成功阻止了叛军南下，为唐王朝平定叛乱争取了时间，保护了富庶的江南半壁河山不受叛军侵扰，为唐王朝战后经济恢复提供了保障，见证了商丘在历史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

　　站在隋唐大运河商丘南关码头遗址往南望，不远处的连霍高速公路上一道道车流飞速通过，数千年前的“黄金水道”与眼前的现代化通衢在此交会，谱写了一曲千年枢纽的交响。

　　一河越古今，从全面考古调查到申遗成功，再到如今面对公众开放的遗址公园、展馆，千年运河是历史的馈赠，更是商丘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王良田 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来源：商丘日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j9跨境创业j9跨境创业